读懂广州·粤韵丨稻香广州四千年今朝耕种智慧田

2025-04-02 07:46:00

读懂广州第一五九期

无人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算法……很难想象，这些当前炙手可热的前沿科技，不仅应用在车水马龙、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中，也运用在广州的田间地头，成为农业文化不断演进的生动写照。广州农业文化历史悠久，从4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到近代基塘农业、商品农业，再到都市现代农业的创新探索，无不展示广州人务实包容、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

资源丰富历史悠久

一架载着近20公斤稻种的农业无人机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自主规划路线，自动识别田埂、沟渠、电线杆等复杂地形及障碍物，几分钟就丝滑、高效地完成6亩地的水稻飞播，效率是传统人工的50倍。这是今年3月初在广州黄埔区九佛街莲塘村的极飞超级农场里的场景。

有人惊叹，这简直是一场科技展示。实际上，近年来，依托AI、无人机、无人驾驶等先进技术，传统农耕场景正变成一部科技大片。

极飞科技实现了无人机在农业场景的应用

四千年前已栽培水稻秦汉高畦深沟传至今

在越秀山木壳岗上，根据“五羊衔谷”神话传说创作的五羊石雕，是广州的城市标志之一，也是广州人对农业丰收美好向往的见证。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写道：“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正是这一传说，广州别名“羊城”“穗城”。

广州地处南海之滨，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广州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渔猎、种稻等农业活动。2015年盛夏，考古人员在广州黄埔九龙镇汤村茶岭一带发现了大量灰坑堆积。经过科学测定，这些堆积竟然是4400年前留下来的水稻碳化遗存，也是迄今为止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广州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开启了渔猎采集向原始农耕的转型。

广州飞鹅岭遗址，先民过着渔猎、采集的原始农业生活。（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南下的数十万军民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带来了铁锄、铁镰、牛耕等先进的“硬核”技术。赵佗更是中原农耕技术的“推广大使”。这位北方人在建立南越国后，大力引进中原先进的农具，还教本地人耕种、灌溉等技术，改进了岭南的农耕模式。正是因为这些技术革新，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已能承载百万人口的粮食需求。

漫步今天的海珠湿地公园，一个个“小岛”被窄窄的水沟包围，水沟与河涌之间又隔着一条较宽的基围……从海珠湿地蔓延到周边的仑头、土华、小洲和龙潭等村。工作人员说，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广州先民的智慧结晶——高畦深沟。

“高畦深沟”的生产方式至今仍在使用。（赵飞摄）

1909年，美国著名农学家富兰克林·金在此拍下了迄今所见世界首幅高畦深沟景观照片。后来，美国园艺学家高鲁甫、地理学家梁溥等对这里的“高畦深沟”做了深入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两千年前广州人充分利用高温多雨、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创造出来的、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农业生产系统。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赵飞说，珠三角冲积平原平均海拔仅2米，不利于发展中原旱作。于是，先民修建基围，将河涌与田地分开，再将田地划分成若干小块，小地块之间再挖出约1米宽的水沟，挖出来的沟泥铺在两边的地块上，作为农作畦面。这样一来，既可以抵抗台风等岭南常见的天气，又可以在沟中种稻、养鱼，畦面种蔬菜、水果，从而构成一幅沟中稻鱼共生、畦上果树成荫的田园美景。

2021年，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成为广州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水沟之上搭着窄木板，农民跨过时如履平地

唐宋一年三季稻“广米”热销到杭州

正因为广州先民这种探索精神，到了隋唐时期，广州“一年两熟”的水稻耕作制度已相当普遍，“一年三季稻”也不少见，粮食产量大大提升。不过，此时广州整体农业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转机出现在宋代。靖康之难后，中国开启大批北方人南下移民潮，广东人口激增。为解决吃饭问题，人们敢于与滔滔江水、海浪搏斗，以水为师，修建水利工程，变珠江水患为水利，创造出成片的肥沃良田。今广州、佛山、江门等地均有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记载。据统计，仅珠江三角洲，宋代就有桑园围、长利围、赤顶围、金西围等28处堤围。当时，又恰好引入高产的越南占城稻，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的粮食可耕作面积和产量迅速提升，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粮食产区。

广东，连同在广西出产的稻米，不仅自给，还成为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销外地。广州凭借其浓厚的商贸文化和便利的交通枢纽成为全国性大米市。广西、珠三角的稻米，先集中于广州，然后运往沿海各地出卖，被称为“广米”。南宋著名地理学家周去非，常年活动于两广地区，对这里的水稻贸易活跃有很深的感悟。他在《岭外代答》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说的是当地人种的水稻，自用之余被商人以低价买入，然后一船接一船地运到广州，以高价卖出。“粜”就是“卖”，“籴”意为“买”。今广州解放路、中山路与惠福路路段，有一条长约200米的米市路，从宋代开始直到明清，一直是大米交易一条街。“米市路”的地名正由此而来。当时，米市路与城西南的南濠口、西澳码头（今诗书街、省中医院一带）近在咫尺，运米方便。

米市路（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俊杰摄）

曾几何时，“广米”还源源不断地输往福建以及“苏湖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宋代理学家朱熹在福建任职时曾说：“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意思是说，两广地区粮食充足，每年都有商人将粮食通过海路转运贩卖。关于广州每年运销福建的粮食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朱熹说，仅建宁府一处，一次购买广米“须得十余万石，方可济用”。南宋末年钱塘（今杭州）人吴自牧，亲眼见到“广米”被贩往杭州。他在《梦粱录》中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可见，当时广州农业商品化的特征已经很明显。

基塘农业商贸田园

到了明清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广州人在早期高畦深沟的基础上，又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基塘农业，专业化种植“果基鱼塘”“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广州地区农业商品化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在绵延千里的冲积平原上，塘鱼、荔枝、桑蚕、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共同编织着一个国内少有的商贸田园。

荔枝龙眼被“预购”桑基鱼塘成美景

早在明代，不断探索的广州先民，就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既可减轻水患，又可以种果树，既有生态效应，又有经济效益，与早期的高畦深沟农业一道，被誉为珠江三角洲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两颗明珠。

据《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统计，明万历九年（1581年）广州府下的南海、顺德、番禺等县课税鱼塘约16万亩，约合基塘面积40万亩。起初，多以果基鱼塘为主，荔枝、龙眼等佳果为盛，甚至有不少地方，将水稻田改为基塘田，种植佳果。明末清初屈大均对当时广州大面积种植水果颇有感触，在《广东新语》中说：“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他还说：“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一带还盛产茶叶、鲜花等经济、园艺作物，“土活而人勤，多业艺茶……是曰河南茶”。

通草画中广州农事场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全国独留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购生丝，桑基鱼塘越来越多，果树种植开始由平原向丘陵、岗地转移，平原地区兴起了桑基鱼塘。“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因此，当时还出现“境内有桑塘，无稻田”的情景，部分地区“皆以蚕为业几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当时，整个珠三角的果桑等商品农业极为繁荣，生产出全省一半塘鱼、七成蚕丝、一成半蔗糖，成为生产专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总量最大的片区。荔枝、香蕉、柑橘、杨桃等水果每年大量销往北京、天津、香港等地，甚至荔枝和龙眼尚未成熟，就有商人来预订；桑基鱼塘更是支撑起全球性生丝贸易，以至于水稻等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据清道光《南海县志》记载，雍正皇帝曾朱批，“在广东本处之人……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雍正皇帝的忧虑，恰恰折射出传统农业与商品经济在广州热土上的交融。

广州“农林”远近闻名试验场育出“千粒穗”

100多年后，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农学报》登载了光绪皇帝上谕：“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一批有志之士投身“振兴农务”，在广州这片热土上，用科学与热血书写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化。唐有恒和丁颖院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位于广州老城区之东，紧邻天河商圈，有很大一片区域，冠名“农林”，有农林上路、农林中路、农林下路，又派生出一至九横路。为啥“农林”二字有如此大的“魅力”呢？唐有恒功不可没。1908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的唐有恒，回到广州。此时，正值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各省设劝业道，改良农事，以裕国富民，安邦固本。广东劝业道由广州知府陈望曾擢充。陈望曾知人善任，移樽就教唐有恒，与之商议筹办农事试验场之事，两人一拍即合。唐有恒随即勘定广州东门外犀牛路（今区庄附近），创办广东农事试验场（后改名“广东农林试验场”），开展农业试验研究，附设农业讲习所（华南农业大学前身），培养农业人才，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农业高等教育。这里背靠白云山余脉，珠江回流于前，背山面水，北靠东沙马路，是市区通往燕塘的要道；南临广九铁路东山车站，交通方便，利于参观者往返。

广州农林讲习所（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直至1923年结束，广东农林试验场存续15年，成果斐然，开创了试验场进行农业调查的学术传统；率先提出以技术进步解决缺粮问题；最早对广东蚕业改良和糖业改良进行研究等，最出色的当数这里走出了“中国稻作之父”丁颖。

1924年，36岁的丁颖踏着唐有恒的足迹归来，在试验田里埋首苦干，在犀牛路尾发现了野生稻，推翻了“水稻印度起源说”，并将其命名为“犀牛尾”；1927年丁颖院士用“犀牛尾”的自然杂交后代，成功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开创了我国利用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选育新品种之先河，由此衍生出“中山占”“中山红”等开创性品种，在两广地区广泛种植达大半个世纪之久。他又选育出每穗多达千多粒的水稻杂交种，俗称“千粒穗”。这一发现震惊中外，为提高我国粮食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唐有恒到丁颖，这群农学先驱务实、进取，在广州撒下现代农业的种子，诞生了一大批影响全国的农业科学家，仅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史馆内，就列出了至少12位院士，成为广州农业发展史上的璀璨明星。今天的农林路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当年试验田里的稻穗早已化作满天星斗，科学家们用科学助力传统农业的转型，为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农业革新和科技兴农积淀了沃土。

在海珠湿地公园采摘黄皮

引领风气科技兴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州农业生产更贴近市场，远郊耕地多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主城区周边的蔬菜、水果、花卉、养殖等专业基地繁若星辰，番薯、荔枝、柑橘、橙子、杨桃等农副产品一度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角。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敢为人先，在全国率先放开塘鱼价格，开启了“菜篮子”流通体制改革，农业文化大放异彩。进入21世纪，广州又以新科技开创超大城市都市现代农业新局面。

“江高模式”名声响 “一尾活鱼”敢为先

1957年4月25日，越秀山脚下的中苏友好大厦前彩旗招展，首届广交会在此拉开帷幕。彼时展出的万余种商品中，扁豆、柑橘等农副产品占据半壁江山，囊括了六成左右的成交额。看似寻常的“土特产”，竟成为新中国初期突破经济封锁的利器。正如当年参展商所言：“每筐柑橘里都装着新中国的志气。”

这种志气也体现在广州人如一的敢为人先精神。1975年，23岁的谭钜添决定闯一闯，他带领几名青年来到如今的广州白云区江高镇，在一片荒野上搭起鸡棚，创建江村大队养鸡场，在全国率先尝试“龙头+农户”的养鸡模式：鸡场为农户提供种鸡、养殖技术，并统一回收农户的成鸡，进行集中销售。没承想，这一闯，竟闯出了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模式。到了1983年，江高镇至少有1000多家养鸡专业户，成为远近驰名的养鸡产业基地。为了解决销路问题，谭钜添决定运一批鸡到香港市场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为江高鸡打开了一片新的蓝海。1986年，江村大队养鸡场出口到香港的白鸡数量增加到90多万只，第二年更是增加到130多万只。江村大队养鸡场的鸡不够卖，就把兄弟鸡场的鸡收购了。最后附近鸡场的鸡都不够卖，甚至还要收购黄埔、番禺、从化乃至周边南海、三水的鸡。

这种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很快受到广泛关注。1988年，《人民日报》记者到鸡场参观，发现这里的农民有骑自行车的、有开摩托车的，还有开拖拉机的。对此，记者十分惊讶。当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的组合——“江高体系”评介》，向全国介绍广州江高的农业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命名为“江高模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的先行者，一时间，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广州学习。在“江高模式”的带动下，曾经的江村大队养鸡场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广州又率先进行农产品价格闯关的大胆尝试，在这方“生猛”的土地上，一个个“第一”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1978年年底，广州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可以自由贸易、自由议价的河鲜货栈，打破了单一价格的旧做法，尝试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等新方式，老百姓终于吃上新鲜活鱼。此后，又陆续开办了农贸市场，放开农副产品价格。20世纪90年代，黄沙水产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鲜活水产集散地，江南果菜市场更是东南亚最大的果菜批发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产品24小时全天候在广州集散流转，犹如珠江潮水昼夜不息，书写广州敢为人先的胆识和生猛。

海珠湿地公园植被丰富，果树成林

年轻人田野写传奇土地也是星辰大海

养殖和种植基地纷纷引入黑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广州又蹚出一条都市现代农业新路。在极飞超级农场里，工作人员正在插秧车上安装自驾仪。过上几天，这辆插秧机将在这里上演稻田里的无人驾驶。近年来，各种农业新科技的出现，让广州极飞科技走上智慧农业的前台，在悠久的广州农业文化画卷上，画上一笔精彩的时代注脚。

说起超级农场的故事，极飞科技公关经理妥红艳如数家珍。18年前，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等几个热爱航模的年轻人在广州创办了一家无人机公司。原本准备在科考、巡检、搜救、物流等领域打拼一番事业，最后却将传奇故事写在乡野田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这年秋天，彭斌等人去了一趟新疆，当无人机第一次掠过棉田喷洒药剂时，他们突然意识到：比起城市上空的航拍，乡野间这片土地才是科技最滚烫的星辰大海。于是，极飞开始了从泛行业无人机公司向农业无人机公司的第一次蜕变。接下来的短短几年里，极飞科技的工程师把代码写进泥土，先后研制出农业无人机、遥感无人机、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农业物联网……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AI识别、云计算等前沿科技，让传统农业从低效率、靠经验的人工模式转变成高效、智能模式。

如今，更多热爱科技应用的年轻人加入到“新农人”队伍中。“90后”的种粮大户梁亨达是广州增城人。增城是中国著名的“丝苗米之乡”。丝苗米以“细长，无腹、心白，软硬适中，芬香可口”而广受中国人的喜爱。2018年，增城晚稻遭受严重的稻飞虱虫害，传统的人工防治方式根本无法解决。就在全家人焦头烂额之时，梁父联系到了当地极飞植保队，用无人机喷洒防治药物。近百亩的稻田，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完工，效果十分好。梁亨达第一次见识了科技的魔力。第二年，他就辞掉了国企工作，成为一名新农人。有了高科技赋能，梁亨达和父亲将稻田规模扩大到了2000亩，并成为当地的种植大户。

无人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一部手机“养好鱼”智慧农业开繁花

一条全新的科技兴农道路正在铺就。在这条道路上，梁亨达、彭斌并不孤单，还有一大批广州的先行者。

在广州南沙的诚一集团智慧渔业基地，阳会军博士常常穿梭于塘头、车间，成为广州水产养殖破茧成蝶的生动注脚。这一切，都得益于阳会军23年前的一个惊人之举：辞去安稳工作，创建诚一水产科技公司。凭借当时先进的膨化饲料和专业技术服务，阳会军很快就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8年，阳会军在推广草鱼膨化饲料时发现了规模化养殖草鱼的商机。从2010年开始，他便在广州南沙租下一片3000多亩的莲藕塘，改造成标准鱼塘。凭着多年的摸爬滚打，阳会军尝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大胆推出投料机，通过电脑设定自动精准定时投喂，三台投料机、三个人就可完成上千亩的投喂，不仅提高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成活率。

此后，一代、二代、三代……越来越智能、完善的设备使整个养殖场地变成广州智慧农业养殖的样板，养殖基地规模也扩大至4000亩、6800亩，年产量达2万吨，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草鱼养殖示范基地。如今，在波光粼粼的鱼塘旁，屹立着无数高大的智能投饲机，养殖员轻松点一点手机，就可以实现水质、气象在线监测，远程自动化精准投喂，一键“智慧养鱼”。广东诚一集团的智慧养殖技术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开花，海南、湛江、吴川、雷州等地的养殖基地，都流淌着广州智慧农业的基因。

从珠江口的一片热土到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智慧网络，极飞科技、智慧农场、诚一集团，还有广州大吉沙岛的智慧农场、黄埔隆平院士港、南沙华农渔业研究院等，都是广州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精彩缩影。